歐洲競爭力誤區
據國外媒體報道，如果內需過旺是一個問題，那么解決方案應該現在已經在進行中了。國際資本市場已經對這些國家收緊信貸。南歐國家的財政緊縮政策也會大幅減緩內需。如果勞動力市場是靈活的，就會導致工資下調。實際上，這才是關鍵的條件：勞動力市場在向下調整時也應和向上調整時一樣的靈活。
據說，在歐洲委員會的每一次會議上，歐洲央行行長都會展示一張歐元區16個成員國工資水平的動態圖。該圖表顯示，在過去十年的發展變化中，那些陷入困境的國家（例如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相對于德國來說的競爭力下降了約20%。換句話說，自從1999年以來，德國工資的漲幅比南歐少了20%。
補救行動導向錯誤
答案很明顯。南歐國家必須削減其工資以扳回他們在采用共同貨幣后所失去的競爭力。
對于各國競爭力與工資的大幅差異的顧慮，也上達至歐盟主席龍佩領導的特別工作組，此工作組的任務是為歐盟各國經濟政策協調的條規設計基本的改革。特別工作組的首次會議提出的主要方案之一就是設立競爭力指數，一旦歐盟發現數據有所偏差，就會迫使成員國采取“補救行動”。
可是這種方法卻有導向錯誤的風險。競爭力通常以單位勞動力成本來衡量，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一個國家競爭力提升意味著另一國的下降。如果想要提升一些國家（西班牙，希臘）的競爭力就需要其他國家（例如德國）接受本國競爭力的減退。
調整的過程往往都是提高勞動力成本低國家的工資水平，而不是降低勞動力成本高國家的收入。官方對此的反應是，沒有國家應該被迫調高工資。如果結構性改革提高了生產力，所有人都會由此而受益。
這當然是對的，但這還沒能解決根本性的問題——只有在其他國家提高相對勞動力成本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相對單位勞動力成本才會下降。
即便假定歐元區內部有如何分配各國競爭力高低關系的協定，但這些國家也不是計劃經濟體。如果由于市場導致私人企業的工資下降，政府同樣不能出手干預。
當然，政府可以削減公共部門的薪資。這也是目前希臘和西班牙政府采取的措施。但是，沒有證據顯示公共部門的工資變化對私營企業的工資有任何影響。
生產力提升未必增強競爭力
那么，提高生產力會是條出路嗎？即便政府可以通過結構性調整來快速提高生產力，生產力提升也未必能增強競爭力。
實際上，歐盟內部相反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些最高勞動生產力的國家常常失去競爭力（例如愛爾蘭）。
這怎么可能呢？畢竟，所有的生產力的升高都應會導致單位勞動成本下降。可是，生產力的提升也會被工資的上漲抵消。生產力的增長通常只有很少的百分點，工資的增幅則大得多了。
真正的問題是，工資由什么來定？各國的統計顯示，過去十年中，工資的增加主要和內需的大幅增加有關聯，例如說西班牙和希臘。
是工資拉動需求，還是需求拉動工資？一旦失業率大幅減少，絕大多數的南歐國家的競爭力就下降。原因不是缺乏結構性改革或是工會的無理要求。而是由于信貸泛濫（例如希臘）和基建增加（例如西班牙和愛爾蘭）導致的內需擴張。這種過度的消費和基建導致勞動力短缺，特別是受到保護的服務業，因而推動了工資上漲。
勞動力市場應能靈活調整
如果內需過旺是一個問題，那么解決方案應該現在已經在進行中了。國際資本市場已經對這些國家收緊信貸。南歐國家的財政緊縮政策也會大幅減緩內需。如果勞動力市場是靈活的，就會導致工資下調。實際上，這才是關鍵的條件：勞動力市場在向下調整時也應和向上調整時一樣的靈活。
當然，如果德國的工資沒有跟著下調，這樣的調整會容易得多。但鑒于德國失業率正在減少中，而過去在這類情況下工資通常會（適度地）上調，因此德國工資下調不太可能發生。
那種認為政府“必須提高競爭力”的觀念導致對于經濟政策協調采取過于積極的態度，致使各國政府和歐盟的一些機構一直試圖影響私營企業的工資水平，對于本次危機或許有效（至少會見到部分成效），但如果各國內需再度朝不同方向發展，那就無從防止各國競爭力出現差異。
結構性改革當然有用。但要想提高生產力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且不一定就能提高競爭力。目前南歐國家需要接受的是，必須讓內需下跌至一個低水平，讓這些國家在沒有外資流入的情況下，也能繼續生存。之后，就只需讓勞動力市場運作，直至整個系統達成新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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