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價格須對癥下藥
7月31日至8月1日,央行在河南鄭州召開了分支行行長座談會。會議提出,堅持把穩定物價總水平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繼續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必要的政策力度。
央行鄭州會議應該是對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的貫徹落實。7月22日,政治局會議指出,要堅持把穩定物價總水平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并強調要堅持不懈搞好房地產市場調控和保障性住房建設,堅決遏制住房價格過快上漲。
物價上漲,按貨幣主義理論,直接原因是鈔票印多了。某種商品價格上漲,是追逐該商品的鈔票超過了該商品的供給,而物價總水平的上漲即通貨膨脹,則是流通中的鈔票,超過了商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力。不過,對有關部門來說,只看到這一點,是遠遠不夠的,還得搞清鈔票印多的根源在哪兒?
如同一個人發燒,直接原因肯定是有病了,但是,對醫生來說,僅僅明白這一點,還是不夠的。作為醫生,必須查清發燒的病因,是感染性發燒,還是非感染性發燒?在明確病因前提下,才可能對癥下藥。
對管理部門來說,治理通脹同樣也得分析通脹的成因。如同治療病人發燒,必要的退燒針是需要的,但是,如果只是一味地打退燒針,這是治標不治本,病人無法治愈。遏制物價上漲也一樣,如果只是單純地收縮貨幣、增加生產,效果也不會太好,因為這同樣只治標沒治本。
現在,有專家學者將通貨膨脹區分為輸入型通脹、結構性通脹、成本推動型通脹,這較之過去是一大進步。中國歷史上屢屢陷入“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從金融角度說,同我們過去僅認識到通脹的根源在于貨幣超發這一深度有關。
通貨膨脹區分為輸入型通脹、結構性通脹、成本推動型通脹,其原理就如同醫生治療發燒需區分病因,目的就是要尋找通脹背后誘發貨幣超發的根源,然后才可能“對癥下藥”。
當前,輸入型通脹是客觀存在的。譬如石油是工業的血液,是國民經濟的命脈,然而,我國石油依存度已超過50%的警戒線,高達55.14%了。其他大宗商品,如鐵礦石、大豆等,對外依存度也很高。
中國人買什么東西,什么東西就漲價。當國際金融炒家利用量化寬松背景大肆炒高石油等大宗商品并從中獲利時,實體經濟輸入型通脹的存在是無可置疑的。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除炒高大宗商品外,海外資金還直接進入中國,一方面導致外匯占款投放過大而造成價格普遍上漲,另一方面,則是外資直接炒作中國商品或收購中國產業(包括房地產)而導致某種商品價格的飆升或某個產業被其控制。
成本推動型通脹,也是無庸置疑的。譬如建筑/裝修工人的工資,最近漲幅驚人,這會提高建安成本,影響房地產開發成本。又如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飆升抬高廠商生產成本,也會導致成本推動型通脹。
雖然,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和我國勞動力價格上漲,都會導致成本推動型通脹,但其副產品是完全不同的,與前者相伴相生的后果,常常是我國國民福利的損失,與后者如影相伴的結果,往往是我國內需市場的培育。
存在結構性通脹,同樣也是眾所周知的。從過去資本對待勞動力的傲慢,“四條腿的狗不好找,兩條腿的人多的是”,到今日民工荒的初顯,民工工資的逐步上漲;從過去稀土只賣土豆價,賣稀土賺的錢還不夠治理污染,到今日對稀土產業鏈的開始規范;從過去工業用地零地價的招商引資,到今日全面實施“招拍掛”……
從某個角度說,中國今日的結構性通脹,是在為昔日表面“高增長、低通脹”買單,背后卻是因勞動力、資源、環境等要素價格的人為壓低,而還歷史的“舊賬”。
當前,中國通脹的威脅,有輸入型、結構性、成本推動型等類型。成本推動型通脹,利弊參半;結構性通脹,總體利大于弊;輸入型通脹,只有弊沒有利,國民經濟大起大落的威脅,主要就來自于此。房價上漲的背后,也有著輸入型、結構型、成本推動型等不同因素,對此不可不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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