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更多壓縮地方政府稀土利益空間
直指稀土行業污染的《稀土工業污染物排放標準》，因屬“十二五”期間國家環保部發布的第一個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和世界上首個稀土工業污染物排放標準，而格外引人注目。
中國稀土的開采、選礦、冶煉、萃取分離過程中的污染問題，已經引起各界強烈關注，更嚴格的污染控制勢所必然。
與此同時，從出臺標準中，解讀出國家對稀土行業的管制加強，也并不意外。
對于中國而言，稀土行業是經濟學所指“公有地悲劇”最典型的表現：
作為全球公認的戰略性資源，中國稀土以50%(有說法為36%)的已探明工業儲量，支撐全球97%的產量，并超出全球實際需求一倍，其間的破壞性開采已 不言而喻。加之產業鏈工藝落后、資源使用效率低下、環境污染嚴重、出口競爭秩序惡劣……我們本應當引以為自豪的稀土，已被稱為“稀土之殤”。
無論國際輿論如何反彈，作為國家共有資源，中國政府對稀土行業的管制都是無可非議的。
事實上，中央政府也遵循著管制思路做出了種種努力：對開采和生產實行總量控制；對資源進行整合；出臺資源綜合利用政策；實行投資項目審批制度；通過產業指導目錄，限制外資進入；實行出口配額管理；取消出口退稅并加征出口關稅；禁止稀土初級產品加工貿易……
然而，稀土行業的混亂，似乎并沒有隨著管制的加強而有徹底改觀。
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沒有達成利益共識：中央政府著眼于戰略利益；地方政府則鐘情于眼前利益。
全國范圍內數量眾多的企業之間的競爭，令行業的負外部性難以通過企業間協議解決。不失理性的企業也只能隨波逐流。解決問題主要應當有賴于各地方政府。
盡管上限只有3分錢/公斤的有色金屬礦原礦資源稅，并不足以發揮產業調節的效用，但因其屬于地方稅種而納入地方財政，地方政府還是會趨之若鶩。
將資源稅歸為地方稅種，某種程度上是承認共有資源的地方分割權利，從而給稀土資源富饒的地方天然利益。靠山吃山，地方政府不想盡辦法享用這份自然恩賜就奇怪了。對于稀土這種獨特資源而言，這并不是市場經濟應有的范例。
通過排放標準的提高，乃至將來征收“庇古稅”，或者實行排污權交易，將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也許能如專家所說，可增加企業70%以上的成本。但如果不斬斷地方政府與企業共謀的利益動機，環境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會變異成什么模樣，誰能知道呢？
更接近治本的政策，或許是先將資源稅調整為中央稅種，然后大幅度提高資源稅率，使其足以反映稀土資源的稀缺程度與戰略地位，并實行從量計征與從價計征相結合的靈活征收方式。 只有以此大幅度壓縮地方政府利益空間，稀土行業的規范才有可期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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